14_质问国民党

质问国民党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 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 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 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首先看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置在 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个集 团军,都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 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 黄河沿岸,对付日寇。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 生军事冲突,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 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 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 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 起来。 这不能不使人们发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 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 “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 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 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 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 办呢?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 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 走愈远的背影,那末,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日 本人这样欢喜你们的背,而你们丢了河防不管,让它大段地空 着,你们的心就那么放得下去呢? 在私有财产社会里,夜间睡觉总是要关门的。大家知道, 这不是为了多事,而是为了防贼。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 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 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 么至上呢? 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 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 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配以重炮,向着边区人民前进, 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吗? 或者照你们的另一种说法,你们并不爱好什么团结,而却十 分爱好“统一”,因此就要荡平边区,消灭你们所说的“封建割 据”,杀尽共产党。那末,好吧,为什么你们不怕日本人把中 华民族“统一”了去,并且也把你们混在一起“统一”了去呢? 质 问 国 民 党 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 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 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 他们“统一”了去,那末,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 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 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 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 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 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 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 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其次看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为了反对共产党,办了几百 个特务大队,其中什么乌龟忘八也收了进去。即如中华民国三 十二年,亦即公历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抗战六周年纪念的 前夕,中国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出了这样一个消息,说是 陕西省的西安地方,有些什么“文化团体”开了一个会,决定 打电报给毛泽东,叫他趁着第三国际解散的时机,将中国共产 党也“解散”,还有一条是“取消边区割据”。读者定会觉得 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 原来这件事出于几百个特务大队中的一个大队。它受了特 务总队部(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指令,叫一个以在国民 党出钱的汉奸刊物《抗战与文化》上写反共文章出名、现充西 安劳动营训导处长的托派汉奸张涤非,于六月十二日那天,就 是说还在中央社发表消息这天以前二十五天,就召集了九个人 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所谓电文。 这个电文,延安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但其内容已经明白, 据说是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还有“马 列主义已经破产”云云。 这也是国民党人说的话儿呢!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 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 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 现在中国境内党派甚多,单单国民党就有两个。其中有一 个叫汪记国民党的,立在南京以及各地,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 也有一个什么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有一批特务大队。此外,还 有日本法西斯党遍于沦陷区。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 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 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 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产党之 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 难道你们以为共产党太多了吗?全中国境内共产党只有一 个,国民党却有两个,究竟谁是多了的呢? 国民党先生们,你们也曾想一想这件事吗?为什么除了你 们之外,还有日本人和汪精卫,一致下死劲地要打倒共产党, 一致地宣称只有共产党是太多了,因此要打倒;而国民党呢, 却总是不觉得多,只觉得少,到处扶植养育着汪记国民党,这 是什么缘故呢? 质 问 国 民 党 国民党先生们,让我们不厌麻烦地告诉你们吧:日本人和 汪精卫之所以特别爱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者,就是因为这个党 这个主义当中有可以给他们利用的地方。这个党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只有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时期,孙中山先生把 它改组了,把共产党人接受进去,形成了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 盟,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 力图谋打倒。这个主义,也只有在同一时期,经过孙中山的手 加以改造,成为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的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 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除此而外,这个 党,这个主义,在排除了共产党、排除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条 件下,就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的爱好,因此日本法西 斯和汉奸汪精卫也爱好起来,如获至宝地加以养育,加以扶植。 从前汪记国民党的旗子左角上还有一块黄色符号,以示区别, 于今索性不要这个区别了,一切改成一样,以免碍眼。其爱好 之程度为何如? 不但在沦陷区,而且在大后方,汪记国民党也是林立的。 有些是秘密的,这就是敌人的第五纵队。有些是公开的,这就 是那些吃党饭,吃特务饭,但是毫不抗日,专门反共的人们。 这些人,表皮上没有标出汪记,实际上是汪记。这些人也是敌 人的第五纵队,不过比前一种稍具形式上的区别,借以伪装自 己,迷人眼目而已。 至此,问题就完全明白了。当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 所以绝对不肯在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日本 党和汉奸党也值得解散者,是由于不论在思想上,在政策上, 在组织上,你们和他们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 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还有一条要质问国民党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破 产”的只有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别的都是好家伙吗?汪精卫 的三民主义前面已经说过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 法西斯主义怎么样呢?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又怎么样呢?中 国境内不论张记李记的反革命特务机关的反革命主义又怎么样 呢?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 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 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难道在你们看 来,一切这些反革命的东西,都是完好无缺,十全十美,惟独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破产”干净了的吗? 老实说吧,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 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 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 敌人汉奸要解散新四军,你们就解散新四军;敌人汉奸要解散 共产党,你们也要解散共产党;敌人汉奸要取消边区,你们也 要取消边区;敌人汉奸不希望你们保卫河防,你们就丢弃河防; 敌人汉奸攻打边区(六年以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 涧一线对岸的敌军,炮击八路军所守河防阵地没有断过),你 们也想攻打边区;敌人汉奸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汉奸痛骂 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你们也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 ⑴;敌人 汉奸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你们也是捉了共产党员 强迫他们登报自首;敌人汉奸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 质 问 国 民 党 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你们也派遣反 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 破坏工作。何其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至于此极呢? 你们的这样许多言论行动,既然和敌人汉奸的所有这些言论行 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 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 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 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 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 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 正这些错误。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 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 涤非。 我们向一切不愿撤离河防进攻边区和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 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 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注 释 〔1〕毛泽东同志这里是指蒋介石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该书中,蒋介石公开 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狂妄主张。 ...

June 23, 2026 · 1 min · 183 words · 毛泽东

15_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一)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 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 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党委应 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 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 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 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 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 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 农民团体。政府应当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和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 上。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 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 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 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 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二)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 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 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 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 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 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 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 ⑴,过去江西 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 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 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 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 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 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 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 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 归个人所有。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 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 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 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 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 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 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 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 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 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 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 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 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 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 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 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 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 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 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 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 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 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 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 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 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 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 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 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 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 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 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 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 针和方法。今年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 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 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 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 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 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 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 抗 ⑵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 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 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 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 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 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 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 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 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 正之。 注 释 〔1〕见本书《组织起来》注〔4〕。 〔2〕“拥政爱民”,是根据地的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口号的简称。“拥 军优抗”,是根据地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 日军人家属”的口号的简称。 ...

June 23, 2026 · 1 min · 94 words · 毛泽东

16_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集了十一中全会,九月十八日 至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召集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两个会议 的全部材料现已收齐,我们可以作一总评。 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 这一变化。欧洲轴心国是感到了这一变化的;希特勒采取了 最后挣扎的政策。这一变化主要地是苏联造成的。苏联正在利 用这一变化:红军已经用席卷之势打到了第聂伯河;再一个冬 季攻势,不打到新国界,也要打到旧国界。英美也正在利用 这个变化:罗斯福、丘吉尔正在等待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 国去。总之,德国法西斯战争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欧洲反 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处在总解决的前夜,而消灭法西斯的主力 军是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 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命运。日本 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 准备作最后挣扎。它对于中国,则是对共产党“扫荡”,对国 民党诱降。 国民党人亦感到了这个变化。他们在这一形势面前,一则 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 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 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 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 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 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本来,国民党人的主意是叫苏联独力去拚希特勒,并挑起 日寇去攻苏联,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拚死或拚坏,叫英美不要在 欧洲闹什么第二第三战场,而把全力搬到东方先把日本打垮, 再把中国共产党打掉,然后再说其他。国民党人起初大嚷“先 亚后欧论”,后来又嚷“欧亚平分论”,就是为了这个不可告 人的目的。今年八月魁北克会议的末尾,罗斯福和丘吉尔叫了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去,讲了几句话,国民党人又嚷“罗 丘视线移到东方了,先欧后亚计划改变了”,以及“魁北克会 议是英美中三强会议”之类,还要自卖自夸地乐一阵。但这已 是国民党人的最后一乐。自此以后,他们的情绪就有些变化了, “先亚后欧”或“欧亚平分”从此送入历史博物馆,他们可能 要另打主意了。国民党的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操纵的这次参政 会,可能就是这种另打主意的起点。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 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 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 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 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三种: (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 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 “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 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 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万大 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 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 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 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 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 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六、七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 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 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 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 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 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 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 ⑴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 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十年内战的经验 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 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三百万兵, 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做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 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 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 “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 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 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 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 “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 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 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 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 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 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 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 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 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 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 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 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 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 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 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 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 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 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 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 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 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 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下 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 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 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 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 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 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 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 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 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 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十个月之久,但是 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三月, 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 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 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 共产党。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 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 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 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 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 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 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 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 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 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 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 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 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九 千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 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 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共 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 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 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 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 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 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 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 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 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 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 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 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 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 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 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压在共产党身上,只 把百分之四十二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 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 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 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 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 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 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 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 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 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 但对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 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 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 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 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 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 和“纪律”,而对于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 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 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 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 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 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 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 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 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 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 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 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 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 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 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 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 权的国民党人都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 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 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 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 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 好。”(十月一日同盟社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 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 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 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蒋介石先生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宣称:“应宣明中央对 于共产党并无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弃武装割据及停止其过 去各地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并望其实践二十六年共赴国 难之宣言,履行诺言中所举之四点。” 蒋先生所谓“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应该是讲的国 民党,可惜他偏心地和忍心地污蔑了共产党。因为自武汉失守 以来,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 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 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 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 机。在华北,派遣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而八路军仅 仅为自卫而作战。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是何应钦白 崇禧以《皓电》(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朱、彭、叶、 项,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一律开赴黄 河以北。我们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其他部队则事实上无法移 动,但仍答应在抗战胜利后移向指定的地点。不料正当皖南部 队九千余人于一月四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 打尽”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国民党军队果然 将该部新四军实行“一网打尽”,蒋先生并于十七日下令解散 新四军全军,审判叶挺。自此以后,华中华北一切有国民党军队存 在的抗日根据地内,所有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 军队的袭击,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只是自卫。第三次,是从本年 三月至现在。除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北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 外,蒋先生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调动 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发动了全国各地所谓“民众团 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 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 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 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 准备地发动的。请问这不是“破坏抗战之行为”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 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该宣言称:“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借 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 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 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停止一切推翻国民 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组现 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民主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改 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和任何 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是我们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 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于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违背孙中山 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裂国共合作、 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 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 准备如此。这就是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裂合作、举行 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实践自己的诺言,因而只 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三,原 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的民主政 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 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先生及国民 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 认的状态,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完全 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 应承认了的区域,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 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我们天天请求你们承认,你们却老是 不承认,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负呢?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 和国民党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 呢?现在乘着蒋先生又在十一中全会上要求我们实践诺言的机 会,我们就要求蒋先生实践这个诺言:采取法令手续,承认早 已实现民权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并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若是你们依然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就是你们叫我们继续“割据” 下去,其责任和过去一样,完全在你们而不在我们。第四,“红 军名义及番号”早已改变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 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践了。 只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现在是直接受共产党中央统辖,不 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一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反革命 命令,宣布该军为“叛军”而“解散”之,并使该军天天挨到 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但是该军不但始终在华中抗日,而且始终 实践四条诺言中第一至第三条诺言,并且愿意复受“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之统辖”,要求蒋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复该军番 号,使该军获得实践第四条诺言之可能性。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文件除上述各点外,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又称:“至于其他问题,本会议已决议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 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尽可于国民大会中提出讨论解决。” 所谓“其他问题”,就是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取消法西斯 特务机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碍民生的经济统 制和苛捐杂税,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扶 助中小工业、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政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 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中曾称:“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 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 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 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蒋介石先生既于这个宣言发表之第二 日(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谈话,承认这个宣言的全部,就应该 不但要求共产党实践这个宣言中的四条诺言,也应该要求蒋先 生自己及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实践上述条文。蒋先生现在不但 是国民党的总裁,又当了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以“国民政府” 为表面名称)的主席,应该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条文和一切蒋先 生自己许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无数诺言,认真地实践 起来,不要还是把任何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是一味高压,讲的 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要看事实, 不愿再听骗人的空话。如有事实,我们是欢迎的;如无事实, 则空话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 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 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 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 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 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 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其中大 多数,正是你们自己的诺言。你们如能实行这些要求和诺言, 则我们向你们保证继续实践我们自己的诺言。在蒋先生和国民 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 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 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 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 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 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 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 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 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 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 三个方向。 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希望 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 处,我们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 代关节有以善处。 注 释 〔1〕黄埔系军人是指国民党中曾在黄埔军官学校作过教官和学生的将领和军官。黄埔 系是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的嫡系。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

June 23, 2026 · 2 min · 325 words · 毛泽东

17_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 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 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 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 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 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 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 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 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 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 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 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 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 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 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 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如果边区去 年以前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够显著,还不足以完 全证明这一点,那末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 大家亲眼看见了的。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 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 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 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 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 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 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 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 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 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 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 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 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 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 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⑴ 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 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 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 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 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 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 组 织 起 来 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 都欢喜。还有我们的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 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 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 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 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 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 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 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 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 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 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 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 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 的人是少了。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因为战争紧张,也因为领 导机关注意不够,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但是在 中央今年十月一号的指示 ⑵以后,各个地方也都在准备发动明年 的生产运动了。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 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 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 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 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准备、组织 准备和物质准备,明年可能造成广大的运动,并且必须造成 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 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 做到的。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 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 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 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 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 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 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 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 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⑶。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 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 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 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 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 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 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 ⑷,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 社,又叫耕田队 ⑸,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 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 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 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 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 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 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 组 织 起 来 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 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 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 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 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 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 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 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 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 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 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 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 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 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 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 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 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 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 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 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 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 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 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 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 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 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 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 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 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 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 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 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 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 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 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 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 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 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 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 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 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 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 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 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 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 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 组 织 起 来 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 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还存在有一种军阀主义作风, 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作风,因为国民党军队是脱离群众的。我 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 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 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 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 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 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 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但是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 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 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 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 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 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 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 还必须继续去克服。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这种毛病都是有的, 那里的党和军队必须注意克服这种毛病。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 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 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 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 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 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 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 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 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 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 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 有了很大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这些, 都是我们的同志的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 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 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 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 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 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 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 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 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 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 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 天天要扫地一样。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 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 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 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 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 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 组 织 起 来 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 绩。 注 释 〔1〕见《孟子》卷三《公孙丑上》。 〔2〕即本书所载《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 〔3〕见列宁《论合作制》 〔4〕“变工队”、“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中集体互助的劳动互助组织。 “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 换牛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者畜力,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队 各家耕种。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 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外,主要的是集体 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5〕见本书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注〔2〕。 ...

June 23, 2026 · 2 min · 229 words · 毛泽东

18_学习和时局

学习和时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一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 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这 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 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 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 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 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 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 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 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 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 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 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 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 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 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 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 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 对于四中全会 ⑴至遵义会议 ⑵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 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 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 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 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 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 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 史的讨论;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 部进行同样的讨论。这个讨论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 一致。《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这个讨论 所作的讲演。关于党中央对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机会 主义路线的错误所作的详细结论,参看本篇附录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 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 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 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⑶。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 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 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 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 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三)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应该指 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 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 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 纲领 ⑷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 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 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 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四)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 央召开的五中全会 ⑸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 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五)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我党历史 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 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 种宗派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如果以为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九三八年十 月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 治局扩大会议 ⑹,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 学 习 和 时 局 的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 的变化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 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 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 深入地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目前在我们党 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 倾向 ⑺。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 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 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 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 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 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 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 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 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 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 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 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 得到胜利。 二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 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 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们看见。希 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 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洲、 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 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 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 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 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 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 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 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 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 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 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 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 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 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 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 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 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 四〇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 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 ⑻,约达一万万。几 学 习 和 时 局 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 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 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 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 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 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 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 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 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 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 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 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 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 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 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 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 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 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 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 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 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 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 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 义配合着进攻我们。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 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 “蚕食”政策 ⑼、“治安强化”运动 ⑽、“三光”政策和自首政 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 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 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 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内,我们虽然 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进 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 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 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 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 过左偏向,也被我们克服过来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 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 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 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 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 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 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 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 多万。 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 学 习 和 时 局 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 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 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 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 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 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 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 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 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 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 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 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一 九四三年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但是又被我们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 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重打击之下有 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 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 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 的计划。河南战役 ⑾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 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 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 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这种情况,完全是几年来国 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结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 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 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 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 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 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 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 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同志们可以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时 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 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 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 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 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七年工作的总结。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 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 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 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 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是不巩固, 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 阶段内,一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 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 进一步,没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 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间,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我党 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 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 学 习 和 时 局 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 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 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 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 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 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 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 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间 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 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 国胜利的问题。 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 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 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轻视这样的数目字。我们要在根 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 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 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 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 国。 三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 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 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 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例如:犯 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 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 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 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 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 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 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 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 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 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 成为负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 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 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 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 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 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 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 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 ⑿ 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 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 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 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 学 习 和 时 局 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 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 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 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 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 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 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 自成的文章 ⒀,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 错误。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 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 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 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 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 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 ⒁ 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 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 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 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 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 那我们就会胜利。 注 释 〔1〕四中全会是指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见本篇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2〕见本篇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3〕见列宁《共产主义》一文。参看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0〕。 〔4〕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9〕。 〔5〕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参看 本篇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6〕这个会议曾经讨论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 题。 〔7〕山头主义的倾向是一种小团体主义的倾向,主要是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农村革 命根据地的分散和彼此间不相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根据地开始多半是建立在山岳 地区,一个集团好像一个山头,所以这种错误倾向被称为山头主义。 〔8〕这里所说的一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比较巩固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只 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两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在 那些地区因为敌人可以经常来骚扰,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外,还经常被迫向 敌伪政权缴纳一些粮税。 〔9〕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大规模进攻失败以后所实施的一种方法,即由迅 速“鲸吞”的方法,改为长期的逐渐“蚕食”方法。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稳扎稳打、逐 步分割的步骤,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它的占领区。 〔10〕一九四一年三月间,华北的日寇和汉奸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口号。所谓“治 安强化”,就是实行搜查,举办保甲制度,调查户口,组织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 〔11〕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寇发动河南战役,使用兵力五、六万人。国民党军蒋鼎文、 汤恩伯、胡宗南部四十万人,在日寇面前望风崩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相继陷落, 汤恩伯部损失兵员二十万人 〔12〕蒋冯阎大战,指发生在陇海、津浦两路沿线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 大规模军阀战争。战争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历时半年,双方死伤三十 万人。 〔13〕一九四四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 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文中说明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 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一六四五年陷于失 败。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14〕引自《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学 习 和 时 局 ...

June 23, 2026 · 2 min · 367 words · 毛泽东

19_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 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 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 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 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 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 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 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 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 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 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 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 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 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 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 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 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 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 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 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 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 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 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 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 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 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 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 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 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 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 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 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 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 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 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 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 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 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 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 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 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 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 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 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 派 ⑴和罗章龙 ⑵、张国焘 ⑶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 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 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 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 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 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 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 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 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 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 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 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 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 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 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 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 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 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 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 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 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 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 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 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 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 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 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 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 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 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 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 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 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 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 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 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 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 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 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 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 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 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 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 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 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 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 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 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 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 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 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 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 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 “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 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 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 (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 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 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 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 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 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 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 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 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 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 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 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 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 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 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 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 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 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 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 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 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 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 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 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 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 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 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 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 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 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 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 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 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 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 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 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 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 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 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 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 (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 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 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 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 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 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 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 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 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 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 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 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 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 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 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 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 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 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 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 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 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 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 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 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 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 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 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 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 ⑷,因而使 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 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 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 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 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 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 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 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 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 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 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 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 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 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 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 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 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 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 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 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 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 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 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 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 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 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 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 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 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 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 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 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 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 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 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 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 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 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 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 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 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 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 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 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 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 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 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 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 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 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 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 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 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 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 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 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 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 “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 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 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 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 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 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 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 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 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 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 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 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 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 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 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 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 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 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 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 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 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 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 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 ⑸同志为首的所谓犯 “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 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 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 “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 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 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 的。至于林育南 ⑹、李求实 ⑺、何孟雄 ⑻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 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 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 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 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 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 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 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 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 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 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 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 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 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 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 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 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 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 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 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 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 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 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 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 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 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 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 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 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 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 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 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 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 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 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 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 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 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 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 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 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 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 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 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 ⑼同志为首的临 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 “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 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 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 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 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 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 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 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 “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 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 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 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 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 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 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 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 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 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 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 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 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 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 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 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 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 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 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 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 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 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 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 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 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 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 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 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 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 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 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 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 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 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 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 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 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 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 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 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 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 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 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 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 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 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 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 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 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 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 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 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 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 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 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 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 根据地的危机 ⑽,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 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 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 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 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 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 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 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 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 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 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 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 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 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 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 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 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 ⑾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 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 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 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 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 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 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 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 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 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 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 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 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 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 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 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 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 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 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 ⑿。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 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⒀;指出 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 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 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 的” ⒁;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 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 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 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 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 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 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⒂。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 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 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 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 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 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 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 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 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 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 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 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 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 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 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 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 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 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 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 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 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 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 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 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 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 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 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 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 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 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 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 ⒃,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 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⒄,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 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 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 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 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 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 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 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 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 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 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 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 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 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 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⒅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 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 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 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 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 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 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 的出发点 ⒆。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 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 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 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 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 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 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 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 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 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 ⒇。他又 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 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 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 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 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 促进革命的高潮”(21)。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 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 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 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 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 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 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 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 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 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 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 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 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 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 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 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 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 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 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 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 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 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 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 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 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 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 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 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 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 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 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 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 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 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 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 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 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 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 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 “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 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 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 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 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 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 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 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 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 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 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 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 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 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 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 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 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 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 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 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 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 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 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 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 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 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 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22);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 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 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 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 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 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 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 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 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3)。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 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 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 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 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 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 域的坚实基础”(24)。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 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 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 西取攻势”(25)。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 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26)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 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 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 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27),“反对孤立政策,承认 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28)。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 反对少数,各个击破”(29)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 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 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 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 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 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 “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30);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 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 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 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 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 的觉悟”(31)。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 “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 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 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 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 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 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 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 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 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 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2)。 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 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 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 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 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 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 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 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 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 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 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 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 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 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 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 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 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 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 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 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 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 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 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 落后论” ,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 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 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 明路线”(33)。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 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 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 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 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 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 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 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 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 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 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 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 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 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 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 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 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 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 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 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 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 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 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 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 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 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 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 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 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 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 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 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 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 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 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34);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 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 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 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 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 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 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 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 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 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 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 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 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 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35);“诱敌深 入”(36);“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 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37)等 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 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 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 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 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 “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 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 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 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 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 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 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 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 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 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 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 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 “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 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 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 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 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 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 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 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 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 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 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 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 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 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 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 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 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 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 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 议(38)。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 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 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 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 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 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 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 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 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 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 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 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 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 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 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 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 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 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 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 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 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 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 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 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 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 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 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 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 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 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 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 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 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 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 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 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 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 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 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 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 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 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 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 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 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 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 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 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 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 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 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 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 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 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 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 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 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 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 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 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 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 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 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 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 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 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 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 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 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 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 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 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 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 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 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 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 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 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 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 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 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9)和“为着领导,必须预 见”(40)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 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 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 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 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 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 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 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 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 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 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 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 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 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 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 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 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 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 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 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 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 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 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1)的指示。应当指出: 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 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 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 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 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 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 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 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 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 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 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 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 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 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 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 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 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 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 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 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 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 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 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 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 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 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 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 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 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 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 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 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 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 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 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 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 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 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 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 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 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 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 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 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 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 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 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 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 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 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 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 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 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 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 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42)者等等;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 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 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 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 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 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 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 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 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 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 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 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 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 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 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 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 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 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 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 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 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 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 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 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 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 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 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 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 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 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 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 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 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 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 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 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 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 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 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 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 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 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 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 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 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 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 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 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 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 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 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 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 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 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 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 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 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 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 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 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 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 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 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 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 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 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 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 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 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 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 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3)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 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 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 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 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 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 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 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 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 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 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 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 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 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 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 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 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 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 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 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 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 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 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 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 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 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 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 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 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 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 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 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 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 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 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 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 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 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 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 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 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 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 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 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 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 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 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 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注 释 〔1〕参看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罗章龙,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党员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曾被 选为中共 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 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3〕参看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1〕和注〔21〕。 〔4〕一九三〇年九月间,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当时因敌军筑垒死守,又 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 东同志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 中心城市九江和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 吉安等地,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 〔5〕瞿秋白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瞿秋白同志曾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 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曾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中 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 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中曾经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秋白 同志主持召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路线的执行。但在一九三一年 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 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 命文化运动。一九三三年到江西红色根据地,担任工农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 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江西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三月,秋白同志在福建游击区被蒋匪 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6〕林育南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在 上海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7〕李求实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时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兼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主编。一九三一年在党中央宣传部 工作时,在上海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8〕何孟雄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 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委员、 省委农民部秘书等工作。一九三一年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9〕秦邦宪同志,别名博古。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 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在此期间,犯过严重的“左” 倾路线错误。抗日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四 月,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0〕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一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 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 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 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 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1〕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和《论 中国革命的前途》。 〔12〕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3〕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一段。 〔14〕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1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16〕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 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 命根据地和红军,(二)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三)武装人民。 〔17〕参看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5〕。 〔18〕引自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1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文。 〔20〕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1〕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2〕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与策略》和《时事问题简评》第 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引自《时事问题简评》。 〔23〕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 〔24〕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 〔25〕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 〔26〕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27〕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 〔28〕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三章。 〔29〕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一文。 〔30〕引自刘少奇同志《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31〕引自刘少奇同志《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2〕引自刘少奇同志《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33〕罗明过去曾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三年时任中央红色根据地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 罗明曾因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 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左”倾分子的打击。“左”倾分子把他的意见错误地、 夸大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在组 织上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3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定的中国 工农红军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现在则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因为这些纪律的内容在各地各军中略有出入曾重 作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 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 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 女;(八)不虐待俘虏。 〔35〕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36〕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 〔37〕引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38〕即本书第一卷所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 〔39〕引自列宁《做什么?》第一章第四节。 〔40〕引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 所作的报告:《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41〕引自本书所载《学习和时局》。 〔42〕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〇五年至一八八一年)为代表的一种革命 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 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43〕引自本书所载《学习和时局》。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June 23, 2026 · 7 min · 1290 words · 毛泽东

20_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 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 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 ⑴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 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 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 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 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 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 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 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 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 ⑶先生提 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 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 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 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 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 ⑷,但是还不够,还要更 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 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 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 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 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 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 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 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 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 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 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 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注 释 〔1〕张思德同志,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经过长征,负过伤, 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 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2〕司马迁,公元前二世纪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史记》一百三 十篇。此处引语见他的《报任少卿书》。 〔3〕李鼎铭,陕北的开明士绅。曾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 〔4〕这是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为 人 民 服 务 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所作 的讲演。

June 23, 2026 · 1 min · 54 words · 毛泽东

21_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 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说,大后方尚有广大土地,不 怕敌人。寡头专政的国民党领导者们,至今看不见他们有什么 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只有“土地”一项现成资本 可资抵挡。但是谁也明白,仅有这项资本是不够的,没有正确 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国主义是天天在威胁这块剩余土地 的。蒋介石大概是强烈地感到了敌人的这种威胁,只要看他向 人民反复申述没有威胁,甚至说,“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 年间,革命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坚固”,就是他感到了 这种威胁的反映。他又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 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 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 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 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他说,“国际观察家” 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国舆论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 都是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缘故。说也奇怪,罗斯福 一类的外国人,也和宋庆龄一类的国民党人、国民参政会的许 多参政员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都不相信蒋介石及其 亲信们的好听的申辩,都“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蒋介 石对于此种现象感到烦恼,一向没有找出一个在他认为理直气 壮的论据,直到今年双十节才找到了,原来却是他们相信了“敌 寇汉奸造谣作祟”。于是蒋介石在其演说中,用了极长的篇幅, 痛骂这种所谓“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他以为经他这一骂,一 切中国人、外国人的嘴巴可被封住了。对于我的军事政治,有 谁再来“纷纷议论”的么,谁就是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 我们认为蒋介石的这种指摘,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对于国民 党的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法西 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敌寇汉奸从来没有批评过, 倒是十分欢迎的。引起人们一致不满的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 命运》一书,日本帝国主义作过多次衷心的称赞。关于改组国 民政府及其统帅部一事,也没有听见什么敌寇汉奸说过半句话, 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天天压迫人民和天天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 部,正是敌寇汉奸的希望。蒋介石及其一群历来是日本帝国主 义诱降的对象,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提出的“反 共”“灭党”两个口号,早已放弃了“灭党”,剩下一个“反 共”,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向国民党 政府宣战,他们说,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没有战争状态存 在呢!国民党的要人们在上海南京宁波一带的财产,至今被敌 寇汉奸保存得好好的。敌酋畑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蒋介 石的祖坟。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 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特别是在日寇进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攻紧急的时候,这种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所有这些,难道 不是事实吗?由此看来,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 “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已明其妙 呢?这个“妙”的出处,究竟是“敌寇汉奸造谣作祟”呢,还 是在蒋介石自己及其一群的身上呢? 在蒋介石的演说中,还有一项声明,就是他否认中国将有 内战。但是他又说:“决没有人再敢背叛民国,破坏抗战,如 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在这里寻找内战的根据,并且 他是找着了。有记性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正当中 国叛卖者们宣布解散新四军,中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的时 候,在蒋介石的一次演说中,曾说:将来决不会有“剿共”战 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讨伐叛逆的战争。读过《中国之命运》 的人们也会记得,蒋介石在那里曾说: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汉 政府时期“勾结”过汪精卫。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 决议上,又给中共安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八字由头。 现在又读了蒋介石这篇演说,就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 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 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 “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 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 诚、陈孝强 ⑴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 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 ⑵为“叛逆”,并且极擅 长于讨伐他们。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着蒋介石声言不打内 战的时候,他已经派遣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正 在专门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的人民游击队。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 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 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 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 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 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 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 地行不通的。他已宣布“放宽言论尺度” ⑶,就不应该以相信“敌 寇汉奸造谣作祟”的污蔑之词来威胁和封闭人们“纷纷议论” 之口。他已宣布“缩短训政时期”,就不应该拒绝人们改组政 府和改组统帅部的要求。他已宣布“用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 就不应该又来寻找准备内战的理由。 注 释 〔1〕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都是先后公开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将领。 〔2〕山西的决死队,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山西 人民的抗日武装。参看本书第二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3〕。 〔3〕一九四四年以来,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成为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的普遍呼声。国民党为了搪塞人民的迫切要求,一九四四年四月, 宣布所谓“放宽言论尺度”;五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宣言“保障言论自由”。 但是国民党被迫所作的这些表示,事后一点也没有兑现,其压制人民言论的措施,随着 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而层出不穷。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

June 23, 2026 · 1 min · 96 words · 毛泽东

22_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 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 最后地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 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 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 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 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 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 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 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 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 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 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 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 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 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 ⑴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 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 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 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 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 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 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 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 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 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 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 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 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 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 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 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 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 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 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 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 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 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 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 ⑵,这不是说不要速,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 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 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 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 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注 释 〔1〕秦腔,陕西省的一种旧式歌剧。因为陕西在古代是秦国的地方,故称秦腔。 〔2〕“欲速则不达”,孔子的话,见《论语》《子路》篇。 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

June 23, 2026 · 1 min · 56 words · 毛泽东

23_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 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 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 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 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 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 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 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 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 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 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 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 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你们的经验,这次会议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文件说得很好, 不但这里适用,各地也可以适用,我就不讲这些了。我想讲一 点我们的经济工作。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 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 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 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 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 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 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 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 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 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 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 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 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 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 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 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 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 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 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 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 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 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 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 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 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 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 有效果的问题。 比如我们提倡采取现有样式的军民生产运动,发生了很大 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 地。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 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 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 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 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 办法。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 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 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 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 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 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 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 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 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 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 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 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 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 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 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 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 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 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 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 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 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 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 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 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 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担 (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 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由于展 开了生产运动,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方面都吃得 很好。 我们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用费,大部 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 粮食,一部分被服。 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 全部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 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 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 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钱)、盐(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 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 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 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用费的百 分之五十,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地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 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 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 样,也就很好。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 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 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 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 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 流子习气,是可耻的。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 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 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 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有人说: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生产,就 不能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 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 学习,这些都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 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进行了大规模 的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一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 地开始了练兵运动。机关因为生产,工作人员生活改善了,工 作更安心、更有效率,边区和前方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 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 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 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 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 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 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 在这里,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我们有些 地区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 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会要吃 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 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 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 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 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 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花、纱、布、 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 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公 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不但求数 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 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 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已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 得到成功。 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 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 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 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 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

June 23, 2026 · 1 min · 163 words ·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