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 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 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 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 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 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 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 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 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 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 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 是国家主义派 〔１〕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 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 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 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 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 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 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 〔２〕“真实信徒”的， 在北京《晨报》 〔３〕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 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 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 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 〔４〕及左派分子。但 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 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 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 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 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 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 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 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 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 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 ⑸，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 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 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 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 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 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 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 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 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 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 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 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 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 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 但是赵公元帅 ⑹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 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 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 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 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 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 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 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 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 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 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 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 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 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 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 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 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 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 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 ⑺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 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 分半自耕农 ⑻，（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 ⑼， （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 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 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 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 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 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 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 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 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 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 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 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 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 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 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 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 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 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 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 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 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 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 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 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 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 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 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 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 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 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 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 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 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 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 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 如海员罢工 ⑽、铁路罢工 ⑾、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 ⑿、沙面罢工 ⒀ 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 ⒁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 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 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 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 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 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 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 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 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 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 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 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 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 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 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 “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 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 ⒂，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 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 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 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 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 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 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注 释 〔1〕国家主义派，指当时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改名“中国青年党”的 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他们以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反对苏联、而向各种当权的反 动派及帝国主义领取津贴为其反革命的职业。 〔2〕戴季陶，早年参加国民党，曾经和蒋介石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 年孙中山逝世之后，他即从事于反共的煽惑工作，为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举行反革命政变 做了精神上的准备。在长期中，他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一九四九年二月，他 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前途已经绝望，因而而自杀。 〔3〕北京《晨报》，为当时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政团之一——研究系的 机关报。 〔4〕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容纳共产党人参加该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毛泽东同志和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 同志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并被 选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 〔5〕毛泽东同志这里是指中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6〕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 〔7〕指一九二五年全国人民抗议五月三十日上海英国巡捕屠杀人民事件的反帝国主义 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青岛上海各地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受日本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镇压。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 伤工人十余人。二十八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 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随后集合群众万余人，在英租界巡捕房门首，高 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旋即开枪屠 杀，死伤许多学生，是为著名的“五卅惨案”。这个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即引起全国人 民的公愤，到处发生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和罢市，形成极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8〕毛泽东同志这里是半自耕半租佃的贫苦农民。 〔9〕中国店员有不同的阶层，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的是在店员中比较占多数人，还 有一部分下层店员则是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10〕指一九二二年初的香港海员罢工和长江船员的罢工。香港海员的罢工坚持了八 个星期，经过激烈的流血的斗争，最后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承认增加工资，恢复原 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工人。长江船员工人继起发动罢工，坚持两星期，也得 到胜利。 〔11〕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建立后，就在铁路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作，在一九二二 年和一九二三年，各个主要铁路线上，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过罢工斗争。最有名的 一次，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即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工人们为争取组织总工 会的自由而举行的举行总罢工。为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在二月 七日对罢工工人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是为历史上有名的“二七惨案”。 〔12〕开滦煤矿，是开平、滦县一带煤矿的总称，在中国的河北省，是互相联系的大 煤矿区，矿工无万余人。英帝国主义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候掠夺了开平煤矿，中 国人仍另组滦州煤矿公司，后来有并入开滦矿务总局，两矿遂都为英帝国主义者所独占。 开滦罢工指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的罢工。焦作煤矿原属河南省，在现在平原省西部，是中 国著名的煤矿区。焦作罢工，是指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九日的罢工。 〔13〕沙面当时是英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地。一九二四年七月，统治沙面的英帝国 主义者颁布一新警律，规定沙面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相片的执照，但外 国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工人于七月十五日宣布罢工，抗议这个无理措施。结果英帝国 主义者被迫取消了新警律。 〔14〕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事件后，六月一日开始上海总罢工，六月十九日 开始香港总罢工。前者参加罢工的人数为二十余万，后者为二十五万。香港大罢工在全 国人民的支援下，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15〕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团体， 这些组织的组成分子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在中国封建时 代，这类成份常常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而在家长制的组织形式下，形成种种名目不 同的组织，有的还拥有武装。他们曾经用这种组织去求在社会生活中的互相援助，并在 一定时期中曾经用以发动斗争，去反抗压迫他们的官僚和地主。但很显然，农民和手工 业者是不可能从这种落后性的组织中得到出路的。这种落后性的组织又往往容易被地主 豪强势力所操纵和利用，加上他们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因此有的就变成了反动的力量。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曾经利用过这种落后的组织作为破坏劳动人 民团结和破坏革命的工具。当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盛大兴起以后，农民在工人阶级 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组织，这类原始的落后的组织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 值。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 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 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 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 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 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 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 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 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 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 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 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 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 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 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 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 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 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 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 赵恒惕 ⑵，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 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方，在农村中还没 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 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 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 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 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 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 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 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 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 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 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 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 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 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 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 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 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 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 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 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 “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 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 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 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 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 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 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 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 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 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 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 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 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 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 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 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 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 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 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 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 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 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 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 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 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 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 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 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 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 ⑶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 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 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 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 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 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 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 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 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 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 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 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 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 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 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 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 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 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 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 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 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 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 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 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 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 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 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 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 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 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⑷。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 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 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 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 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 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 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 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 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 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 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 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 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 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 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 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 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 ——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 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 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 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 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 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 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 ⑸，坐飞机 回广东 ⑹了。吴佩孚 ⑺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 民主义 ⑻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 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 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 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 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 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 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 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 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 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 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 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 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 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 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 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 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 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 ⑼，有些是缴过五角 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 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 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 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 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 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 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 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 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 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 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 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 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 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 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 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 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 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 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 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 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 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 ⑽，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 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 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 是“次贫” ⑾，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 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 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 士的话说，没有“痞子” ），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 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 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 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 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 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 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 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 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 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 ⑿和县农会，已 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 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 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 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 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 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 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 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 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 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 ， 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 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 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 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 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 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 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 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 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 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 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 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 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 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 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 ⒀ 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 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 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 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 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 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 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 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 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 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 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 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 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 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 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 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 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 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 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 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 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 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 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 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 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 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 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 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 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 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 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 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 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 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 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 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 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 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 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 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 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 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 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 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 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 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 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 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 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 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 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 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 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 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 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 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 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 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 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 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 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 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 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 爵、曹云，则正待“ 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 判罪处决。这 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 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 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 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 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 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 杀匪” 。我的家乡湘潭县 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 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 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 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 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 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 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 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 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 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 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 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 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 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 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 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 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 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 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 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 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 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 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 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 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 ——打倒都团 ⒁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 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 收权如亩捐 ⒂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 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 对政府如总统、督军 ⒃、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 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 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 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⒂ 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 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 乡政机关。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 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 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 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 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 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 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 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 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 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 ⒄，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 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 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 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 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 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 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 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 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 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 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 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 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 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 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 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 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 “飞灵的” 。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 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 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 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 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 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 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 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 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 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 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 ⒅的代表们。在这样 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 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 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 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 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 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 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 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 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 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 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 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 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 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 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 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 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 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 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 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 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 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 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 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 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 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 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 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 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 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 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 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 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 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 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 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 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 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 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 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 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 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 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 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 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 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 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 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 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 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 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 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 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 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 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 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 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 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 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 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 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 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 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 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 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 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 “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 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 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 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 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 跃如也。” ⒆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 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 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 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 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 ‘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 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 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 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 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 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 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 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 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 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 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 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 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 “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 做叶开鑫 ⒇，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 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 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 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 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 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 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 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 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 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 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 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 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 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 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 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 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 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 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 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 ，农民便把他们所不 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 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 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 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 孙传芳[21]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 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 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 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 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 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 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 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 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 “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 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 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 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 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 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 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 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 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 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 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 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 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 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 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 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 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 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 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 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 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 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 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 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 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 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 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 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 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 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 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 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 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 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 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22]。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 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 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 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 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 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 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 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 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 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 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 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23]加入了 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 水”[24]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 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 “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 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 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 情的。 第十一件 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 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 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 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 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 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 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 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 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 力办夜学。“ 洋学堂” ，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 “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 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 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 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 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 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 私塾（他们叫“汉学” ），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 ）， 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 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 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 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 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 “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 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 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 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 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 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 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 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 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 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 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 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 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 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 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 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 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 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 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 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 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 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 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 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 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 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 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 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南昌方面[25]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6]诸位先生的意见， 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27]辈，与 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 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 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28]有什么 两样！ 注释 〔1〕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2〕赵恒惕是当时北洋军阀统治湖南的代理人。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推反了他的统治。 〔3〕辛亥革命即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该年十月十日，一部 分新军在当时资产阶级和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的策动下，起义于武昌，其后各省亦 相继起义，清朝的统治很快即土崩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次革命是经过和农民、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 而取得胜利的。但这次革命又由于革命领导集团的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 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因而使政权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革命宣告失败。 〔4〕“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 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 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 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 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 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一九二六年冬季及一九二七年春季北伐军到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 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不高兴他，造出了北伐军 打败仗和蒋介石受脚伤的谣言。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充分暴露，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 二日他在上海等地举行反革命政变，实行屠杀工人、镇压农民和打击共产党以后。从这 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6〕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7〕吴佩孚是北洋直系军阀著名代表之一。与一九二三年著名的贿选总统曹锟同属于 北洋军阀的直系（即直隶省派系），并奉曹锟为首领，世合称“曹吴”。吴佩孚从一九 二〇年战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后，即左右北洋军阀政府的政局，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曾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大杀京汉铁路的罢工工人。一九二四年在张作霖的战争（一般 人叫做“直奉战争”）中失败。吴佩孚乃失却北京政权。但一九二六年，经过日英帝国 主义的策动，他又和张作霖联合，因而再起。一九二六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 的敌人就是吴佩孚。 〔8〕三民主义即孙中山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 问题的原则和纲领。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 解释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对帝国主义，并表示积极拥护工农运动，旧三民主 义因此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 义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参见本书第二卷《新 民主主义论》第十节。 〔9〕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一九二七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10〕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的“赤贫”，是包括雇农（乡村无产者）和乡村游民无 产者而言。 〔11〕指乡村半无产阶级。 〔12〕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13〕袁祖铭是当时盘踞湘西的一个贵州军阀。 〔14〕湖南的都和团相当于区和乡。旧式都团的乡政机关是地主统治农民的工具。都、 团的负责人称都总、团总。 〔15〕亩捐指当时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之外，另行苛剥农民的田亩捐。 〔16〕督军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各省所设置的军事首脑的称号。督军实际上总揽全省 的军事政治大权，为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他们和帝国主义者相勾结，实行地方性的封 建军事割据。 〔17〕挨户团常备队，是当时农村武装组织的一种。“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 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 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18〕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 命联盟。 〔19〕这句话是从《孟子》上引来的，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 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引导农民得到充分的政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治觉悟，然后便等待农民自愿地自动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正确的风俗习惯，而不是自 己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20〕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 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21〕孙传芳，当时是统治江南五省的军阀，镇压上海工人起义的刽子手。他的军队 主力于一九二六年冬天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为北伐军所打垮。 〔22〕东方文化主义，是以保存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为满足，而排斥近代 科学文明的一种反动思想。 〔23〕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5〕。 〔24〕山、堂、香、水，是原始秘密结社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25〕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占领南昌，蒋介石利用机会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 这个地方。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布置反革命的 阴谋，以对抗当时革命的武汉。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终于在上海发动了叛变 革命的大屠杀的政变。 〔26〕张静江是当时国民党右派的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27〕刘岳峙是湖南当时一个重要的反共团体“左社”的头子。 〔28〕叶公好龙，是汉朝刘向所作《新序》一书中讲的一个故事：“叶公子高好龙， 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 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的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 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 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 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 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 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 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 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 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 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 的改良主义 ⑷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 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 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 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 ⑸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 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 ⑹发生和 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 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 ...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 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 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 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 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 ⑴，依 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 ⑵，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 有一个对张作霖 ⑶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 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 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 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 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 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 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 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 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 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 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 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 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 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 的改良主义 ⑷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 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 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 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 ⑸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 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 ⑹发生和 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 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 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 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⑺，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 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 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 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 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 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 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 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 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 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 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 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 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 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 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 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 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 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 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 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 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 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 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 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 ⑻。至于此刻的红 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 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 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 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 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 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 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 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 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 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 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 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 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 卫队 ⑼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 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 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 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 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 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 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 误。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 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 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 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 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 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 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 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 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 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 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 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 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 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 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 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 ⑽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 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 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 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 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 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 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 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 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 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 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 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 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 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 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 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 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 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 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 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 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 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 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 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 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 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 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 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 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 ⑾群众和红军士 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 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 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 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 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 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 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 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 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 ⑿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 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 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 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 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 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 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 力的。 注 释 〔1〕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论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 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2〕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 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3〕张作霖是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 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一九二六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 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炸死。 〔4〕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占领济南及蒋介石公开无耻地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 过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 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当时，汪精卫、陈公博等这个投机的反革命政派，曾在这个运 动中进行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5〕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 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 军在济南屠杀很多的中国人。这个屠杀称为“济南惨案”。 〔6〕中国红色政权在组织形式上近似于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即代表会议，为俄国工人 阶级在一九○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列宁斯大林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而 得出结论：认为苏维埃的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 治组织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 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实现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一九 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所领导的各地民众革命起义，即以 代表会议为工农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但在中国这个革命阶段，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无 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政权性质是有区别的。 〔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 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 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 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 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 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 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 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 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 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 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 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 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8〕这是指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 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 命士兵联合起义，建立了人民政权，曾和那在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下的反革命军队进行激 烈战斗，但因力量相差很大，这个人民的起义是失败了。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 等地的农民，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共产党员澎湃同志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 强大的运动，对于广州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反革命派陈炯明的胜利，给了很大的帮助。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后，该地农民于四月、九月、十月，先后举行三次 起义，在海丰、陆丰一带建立过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湖南省东部， 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与此同时，在 湖北省东北部的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曾有数万农民的武装起义，占领黄安县城三十 余日。在湖南省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 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 〔9〕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10〕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11〕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 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此等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 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大小五井山区就是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四县 之间的井冈山，因为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 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 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 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 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 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 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 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 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 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 ⑴，广东在 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 ⑵，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 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 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 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 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 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 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 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 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 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 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 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 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 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 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 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 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 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 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 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 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 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 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 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 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 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 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 井冈山的斗争 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 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部队分开行 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 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 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 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 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 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 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 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 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 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 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 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 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 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 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 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 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 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 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 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 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 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 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 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 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 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 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 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 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 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 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 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 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 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 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 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 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 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 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 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 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 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 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 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 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 井冈山的斗争 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 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 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 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 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 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 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 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 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 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 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 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 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 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 （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 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 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 （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 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 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 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 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 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 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 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 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 ⑷。八月三 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 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 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 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 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 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 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 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 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 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 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 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 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 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 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 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井冈山的斗争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 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 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 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 ⑸；（二）前武昌国 民政府警卫团 ⑹；（三）平浏的农民⑺；（四）湘南的农民 ⑻和 水口山的工人 ⑼；（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 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 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 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 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 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 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 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 ⑽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 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 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 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 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 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 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 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 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 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 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 ⑾，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 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 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 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 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 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 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 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 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 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 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 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 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 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 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 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 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 井冈山的斗争 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 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 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 ⑿。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 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 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 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 律四角 ⒀。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 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 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 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 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 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 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 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 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 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 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 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 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 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 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⒁。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 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 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 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 ⒂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 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 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 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 ⒃。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 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 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 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 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 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 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 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 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 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 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 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 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 ⒄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 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 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 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 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 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 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 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 井冈山的斗争 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 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 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 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 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 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 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 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 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 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 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 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 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 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 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 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 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 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 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 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 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 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 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 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 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 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 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 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 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 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 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 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 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 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 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 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 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 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 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 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 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 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 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 井冈山的斗争 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 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 分配 ⒅，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 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 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 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 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 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 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 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 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 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 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 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 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 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 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 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 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 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 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 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 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 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 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 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 “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 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 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 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 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 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 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 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 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 在严重得很 ⒆。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 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 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 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 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 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 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 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 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 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 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 井冈山的斗争 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 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 不出去 ⒇。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 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 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 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1]。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 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 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 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 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 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 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 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 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 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 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 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 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 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 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 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 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 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 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 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 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 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 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 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 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 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 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 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 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 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 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 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 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 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 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 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 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井冈山的斗争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 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 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 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 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 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 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 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 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 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 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 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 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 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 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 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 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 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 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 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 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 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 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 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 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 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 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 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 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 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 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 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 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 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 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 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 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 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 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 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 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 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 井冈山的斗争 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 绅带领朱培德军队“ 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 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 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 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 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 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 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 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 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 “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 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 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 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 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 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 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 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 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 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 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 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 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 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 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 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 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 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 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 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 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 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 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 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 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 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 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 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 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 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 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 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 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 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 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 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 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 井冈山的斗争 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 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 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 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 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 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 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 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 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 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 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 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 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 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 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 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 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 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 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 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 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 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 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 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 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 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 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 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 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 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 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 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 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 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 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 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 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 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22]在黄坳到草林七 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 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 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 井冈山的斗争 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 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 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 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 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 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 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 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 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 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 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 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 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 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 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 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 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 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 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 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 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 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 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 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 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 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 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 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 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 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 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 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 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 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 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 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 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 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 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 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 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 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 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 井冈山的斗争 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 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 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 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 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 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 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 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 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 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 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 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 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 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 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 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 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 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 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 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注 释 〔1〕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间。 〔2〕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十二月间。 〔3〕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制度，后来废除了。到一九四七年，又采用 了由干部领导的军人会议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4〕“反水”意为叛变。 〔5〕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叶部见本文注〔15〕）。 这些部队在向潮州、汕头进军失败后，一部分由朱德林彪陈毅诸同志率领退出广东，经 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会 合。 〔6〕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其干部多为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 命后，这个警卫团七月底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 已经南下，乃转到修水与平浏农军会合。 〔7〕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五月二十一 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五月二十一日， 平浏一带的农军曾向长沙前进，准备向反革命还击；但因被机会主义的陈独秀所阻止， 又向后撤退。一部分农民队伍随即组成独立团，进行游击战争。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后， 平浏农军在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于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会合，和萍乡煤矿工 人的武装相配合，举行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在十月间由毛泽东同志率领到井冈山。 〔8〕一九二八年初，朱德同志在湘南进行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 郴县、耒阳、永兴、资兴五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同志率领到 达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合。 〔9〕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为重要的铅锌矿产地。那里的矿工，一九二二年即在共产党 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许多工人参加了红 军。 〔10〕安源煤矿为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在江西省萍乡县境内。当时有矿工一万二千人。 一九二一年起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即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 组织， 〔11〕红军中的党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一九三○年起改称 政治指导员。 〔12〕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 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13〕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 级略有一些区别。 〔14〕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一定的民主生活的必要，这是 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 井冈山的斗争 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的缘故。当然，部 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 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 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同志反对军队中 极端民主化的斗争，请看《 ...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文 〔15〕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 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扩大为二十四师，南昌起义后，又扩大为 第十一军。 〔16〕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 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17〕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 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以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 革命的工农群众。讲中国诗韵的书把“马”字和与“马”同韵的字列在上声第二十一韵， 以“马”为该韵的韵目，故二十一日旧称“马日”，而五月二十一日发生的湖南事变亦 简称“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 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18〕这是一九二八年湘赣边区规定的土地法的一条。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没收一 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 验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 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19〕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同志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 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军 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 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 等语）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参见本文注〔18〕）等等。 〔20〕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 政策。 〔21〕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 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 〔22〕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 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 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 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 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 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 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 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 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 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 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 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 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 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 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⑴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 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 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 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 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 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 主义的残余 ⑴。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 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 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 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 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 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 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 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 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 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 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 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 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 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 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 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 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 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 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 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 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 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 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 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 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 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 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 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 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 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 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 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 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 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 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 （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 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 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 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 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 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 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 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 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 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 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 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 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 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 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 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 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 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 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 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 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 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 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 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 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 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 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 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 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 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 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 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 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 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 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 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 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 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 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 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 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 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 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 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 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 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 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 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 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 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 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 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 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 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 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 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 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 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 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 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 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 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 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 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 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 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 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 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 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 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 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 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 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 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 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 巢 ⑵、李闯 ⑶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 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 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 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 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 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 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 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 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注 释 〔1〕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 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 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 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 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 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2〕黄巢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公元八七五年， 即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被杀后， 黄巢收集王的余部，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带领的起义队伍，曾经两次出山东流动作 战，第一次由山东到河南，转入安徽和湖北，由湖北回到山东。第二次又由山东到河南， 转到江西，经浙江到福建及广东，转广西经湖南到湖北，再由湖北东进安徽浙江等地， 然后渡淮入河南，克洛阳，攻破潼关，据有长安。黄巢入长安后建立齐国，、称皇帝。 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又被沙陀族酋长李克用的军队进攻，黄巢失长安，又 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东，于公元八八四年失败自杀。黄巢的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 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旧统治阶级的史书称：当时“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 但他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 为“流寇”。 〔3〕李闯即李自成，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陕西米脂人。公元一六二八年，即 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农民形成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 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 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他约束队伍的纪律，曾有“杀一人如杀我 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但 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东流西窜。他于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 回陕南，经湖北又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一六四 四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为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 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 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 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 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 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 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 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 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 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 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 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 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 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 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 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 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 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 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 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 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 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 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 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 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 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 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 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 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 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 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 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 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 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 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 量 ⑵，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 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 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 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 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 （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 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 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 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 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 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 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 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 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 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 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 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 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 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 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 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 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 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 的统治者鲁涤平 ⑶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 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 ⑷ 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 ⑸临到 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 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 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 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 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 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 ⑹ 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 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 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 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 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 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 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 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 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 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 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 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 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 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 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 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 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 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 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 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 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 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 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 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 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 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 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 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 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 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 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 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 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 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 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 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 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 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 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 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 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 向我们的。屠杀主义 ⑺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 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 ⑻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 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 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 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 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 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 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 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 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 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 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 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 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 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 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 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 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 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 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 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 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 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 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 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 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 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 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 年干的闽西政权 ⑼，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 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 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 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 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 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 ⑽，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 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 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 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 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 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 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 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 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 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 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 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 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 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 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 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 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 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 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 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 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 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 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 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 江只有蒋伯诚 ⑾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 ⑿旅已被击 破；陈卢 ⒀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 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 ⒁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 西朱培德 ⒂、熊式辉 ⒃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 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 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 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 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 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 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 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 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 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 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 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 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 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 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 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 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 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 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 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 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 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 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 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 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 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 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 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 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 的一个婴儿。 注 释 〔1〕方志敏同志，江西弋阳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是江西红色区域 和红军第十军的创造者。一九三四年他带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一九三五年一月，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同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七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3〕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 政府主席。 〔4〕蒋桂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南京军伐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 崇禧之间的战争。 〔5〕指一九二八年末至一九二九年初湖南和江西的国民党军阀对红军根据地井冈山的 第三次进犯。 〔6〕“中央二月来信”，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 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 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 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7〕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8〕“党的六次大会”，即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 会指出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性质仍旧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并指出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所以当时的革 命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次大会清算了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右的投降主义，也批判了一 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初在党内发生的“左”的盲动主义。 〔9〕一九二九年，红军自井冈山东征福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福建西部的龙岩、 永定、上杭等县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政权。 〔10〕“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1〕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的保安司令。 〔12〕“郭旅”，指福建的国民党军队郭凤鸣旅。 〔13〕“陈卢”即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被国民党收编。 〔14〕张贞，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 〔15〕朱培德，国民党的军阀，当时任江西省国民党省政府主席。 〔16〕熊式辉，当时是驻任江西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 ...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 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 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 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⑴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 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 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 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 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 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 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 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 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 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 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 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 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 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 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 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 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 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 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 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 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 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 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 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 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 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 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 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 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 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 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 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 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 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 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 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 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 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 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 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 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 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 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 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 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 ⑵，要设粮食调剂支 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 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 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 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 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 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 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 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 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 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 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 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 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 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 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 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 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 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 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 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 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 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 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 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 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 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 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问 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 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 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 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 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 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 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 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 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 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 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 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 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础。人 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 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 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 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 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 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 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 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 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 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 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 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 那就应立刻改正。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 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 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 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 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 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 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 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 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 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 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 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 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 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 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 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 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 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 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 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 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 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 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 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 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 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 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 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 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 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 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 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 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 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 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 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 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 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 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 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 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 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 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 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 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 ⑶，才能彻底地 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 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 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 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 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 ⑷，才 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 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 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 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 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 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 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 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 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注 释 〔1〕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军队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共发 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叫做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的正式开始是在一九 三三年十月间，但从一九三三年夏季，蒋介石即在积极部署这次进攻。 〔2〕圩场，江西农村中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3〕查田运动是当时红色区域在分配土地后所进行的清查土地的运动，目的是在检查 土地分配得是否完全确当。 〔4〕检举运动，是由广大人民自下而上地检举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的一 种民主运动。 ...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一九三三年十月）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一九三三年十月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 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 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一 地 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 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 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 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 ⑴也是地租剥削的一 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 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 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 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 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 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 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 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 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 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 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 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 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 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 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 主要的。 三 中 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 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 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 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 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 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四 贫 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 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 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 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 准。 五 工 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 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注 释 〔1〕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 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 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 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所有 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权干预。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注：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十月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 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 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我们的经济政策 （一九三四年一月）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 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 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 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 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 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然而 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 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 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 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 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 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 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 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一九三三年 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 的农业收成良好。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 是下降的 ⑴。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 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 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有些地方 不但恢复了在革命起义过程中荒废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 土地。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 ⑵，以调剂农村中 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 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 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 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 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 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应当指出：在目 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 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 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 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 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 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 一方面，应该有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 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 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 我们的经济政策 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 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 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 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 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 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 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 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 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 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 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 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 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两年以来，特别 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 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 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 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 不可忽视的。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 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 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工业的进 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 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 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 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 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 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 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 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 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 成绩。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 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 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 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 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 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 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 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 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 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 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 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 我们的经济政策 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 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 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 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 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 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 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 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 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 在次要的地位。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 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 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 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 区别。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 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 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 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 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注 释 〔1〕农业生产在红色区域建立的头一二年，往往有些下降，主要地是由于在分配土地 期间，地权还没有确定，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走上轨道，以致农民的生产情绪还有些波 动。 〔2〕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是当时红色区域的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 力以便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 结合，互相帮助做工；结算时，工数对除，少做的按工算钱给多做的。此外，劳动互助 社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帮红军家属做工是尽义务，帮孤老做工只吃饭不要工钱。 因为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于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 的热烈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对此都有记载。 我们的经济政策 ...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 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 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 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 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 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 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 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 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 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 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 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 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 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 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 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 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 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 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 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 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 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 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 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 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 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 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 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 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 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 ⑴，福建的才溪乡 ⑵， 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 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 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 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 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 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 ⑶ 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 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 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 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 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 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 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 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 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 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 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 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 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 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 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 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 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 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 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 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 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 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 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 ⑷，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 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 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 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 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 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 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 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 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 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 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 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 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 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 作⑹、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 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 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 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 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 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 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 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 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 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 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 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 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 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 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 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 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 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 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 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 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 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 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 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 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 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注 释 〔1〕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 〔2〕才溪乡指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 〔3〕公略县是当时红色区域的一个县，以吉安县东南的东固镇为中心。，红军第三军 军长黄公略同志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在此牺牲。因设此县以纪念他。 〔4〕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军事会议上决定在红色区域周围普遍建筑碉 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策略。据统计，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江西共筑碉堡 四千多座。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亦采用蒋介石的这种堡垒政策。 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这种反革命的堡垒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 这已为历史的事实所充分证明。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