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 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 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 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 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 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 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 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 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 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 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 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 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 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 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 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 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 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 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 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 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 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 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 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 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 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 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 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 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 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 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 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 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 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 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 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 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 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 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 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 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 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 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 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 派 ⑴和罗章龙 ⑵、张国焘 ⑶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 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 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 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 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 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 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 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 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 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 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 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 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 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 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 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 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 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 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 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 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 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 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 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 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 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 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 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 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 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 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 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 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 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 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 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 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 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 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 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 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 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 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 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 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 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 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 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 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 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 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 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 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 “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 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 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 （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 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 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 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 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 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 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 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 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 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 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 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 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 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 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 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 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 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 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 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 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 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 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 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 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 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 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 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 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 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 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 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 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 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 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 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 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 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 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 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 （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 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 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 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 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 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 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 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 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 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 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 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 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 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 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 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 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 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 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 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 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 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 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 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 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 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 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 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 ⑷，因而使 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 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 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 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 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 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 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 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 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 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 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 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 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 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 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 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 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 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 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 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 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 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 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 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 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 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 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 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 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 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 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 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 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 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 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 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 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 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 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 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 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 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 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 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 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 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 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 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 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 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 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 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 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 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 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 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 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 “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 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 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 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 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 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 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 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 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 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 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 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 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 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 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 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 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 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 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 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 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 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 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 ⑸同志为首的所谓犯 “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 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 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 “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 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 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 的。至于林育南 ⑹、李求实 ⑺、何孟雄 ⑻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 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 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 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 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 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 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 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 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 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 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 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 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 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 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 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 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 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 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 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 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 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 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 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 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 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 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 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 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 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 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 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 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 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 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 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 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 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 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 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 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 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 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 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 ⑼同志为首的临 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 “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 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 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 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 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 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 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 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 “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 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 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 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 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 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 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 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 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 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 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 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 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 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 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 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 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 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 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 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 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 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 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 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 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 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 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 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 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 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 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 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 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 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 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 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 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 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 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 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 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 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 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 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 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 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 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 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 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 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 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 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 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 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 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 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 根据地的危机 ⑽，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 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 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 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 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 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 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 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 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 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 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 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 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 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 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 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 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 ⑾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 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 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 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 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 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 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 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 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 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 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 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 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 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 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 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 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 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 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 ⑿。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 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⒀；指出 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 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 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 的” ⒁；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 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 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 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 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 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 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⒂。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 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 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 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 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 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 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 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 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 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 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 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 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 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 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 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 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 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 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 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 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 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 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 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 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 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 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 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 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 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 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 ⒃，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 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⒄，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 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 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 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 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 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 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 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 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 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 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 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 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 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 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⒅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 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 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 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 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 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 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 的出发点 ⒆。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 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 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 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 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 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 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 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 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 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 ⒇。他又 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 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 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 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 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 促进革命的高潮”(21)。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 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 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 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 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 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 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 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 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 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 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 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 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 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 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 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 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 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 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 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 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 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 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 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 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 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 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 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 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 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 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 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 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 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 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 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 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 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 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 “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 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 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 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 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 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 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 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 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 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 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 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 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 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 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 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 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 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 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 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 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 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 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 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 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 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 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22)；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 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 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 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 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 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 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 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 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3)。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 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 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 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 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 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 域的坚实基础”(24)。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 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 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 西取攻势”(25)。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 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26)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 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 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 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27)，“反对孤立政策，承认 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28)。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 反对少数，各个击破”(29)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 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 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 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 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 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 “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30)；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 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 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 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 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 的觉悟”(31)。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 “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 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 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 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 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 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 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 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 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 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2)。 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 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 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 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 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 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 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 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 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 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 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 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 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 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 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 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 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 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 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 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 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 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 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 落后论” ，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 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 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 明路线”(33)。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 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 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 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 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 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 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 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 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 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 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 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 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 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 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 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 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 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 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 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 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 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 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 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 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 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 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 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 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 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 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 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 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 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 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34)；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 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 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 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 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 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 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 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 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 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 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 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 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 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35)；“诱敌深 入”(36)；“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 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37)等 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 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 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 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 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 “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 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 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 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 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 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 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 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 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 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 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 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 “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 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 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 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 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 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 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 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 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 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 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 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 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 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 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 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 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 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 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 议(38)。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 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 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 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 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 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 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 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 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 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 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 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 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 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 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 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 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 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 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 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 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 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 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 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 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 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 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 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 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 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 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 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 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 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 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 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 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 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 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 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 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 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 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 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 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 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 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 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 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 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 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 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 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 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 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 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 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 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 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 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 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 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 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 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 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 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 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 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 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 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 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 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 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 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 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 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 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 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 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 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 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9)和“为着领导,必须预 见”(40)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 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 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 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 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 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 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 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 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 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 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 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 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 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 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 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 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 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 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 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 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 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 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1)的指示。应当指出： 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 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 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 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 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 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 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 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 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 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 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 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 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 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 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 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 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 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 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 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 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 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 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 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 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 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 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 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 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 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 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 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 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 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 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 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 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 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 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 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 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 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 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 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 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 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 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 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 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 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 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 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 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 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 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42)者等等；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 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 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 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 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 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 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 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 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 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 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 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 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 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 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 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 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 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 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 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 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 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 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 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 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 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 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 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 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 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 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 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 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 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 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 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 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 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 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 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 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 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 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 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 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 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 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 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 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 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 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 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 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 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 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 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 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 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 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 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 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 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 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 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 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 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 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 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 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 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 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3)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 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 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 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 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 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 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 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 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 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 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 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 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 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 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 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 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 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 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 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 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 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 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 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 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 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 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 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 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 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 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 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 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 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 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 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 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 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 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 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 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 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 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 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 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 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 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 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注 释 〔1〕参看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罗章龙，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党员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曾被 选为中共 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 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3〕参看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1〕和注〔21〕。 〔4〕一九三〇年九月间，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当时因敌军筑垒死守，又 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 东同志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 中心城市九江和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 吉安等地，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 〔5〕瞿秋白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瞿秋白同志曾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 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曾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中 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 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中曾经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秋白 同志主持召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路线的执行。但在一九三一年 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 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 命文化运动。一九三三年到江西红色根据地，担任工农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 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江西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三月，秋白同志在福建游击区被蒋匪 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6〕林育南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在 上海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7〕李求实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时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兼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主编。一九三一年在党中央宣传部 工作时，在上海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8〕何孟雄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 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委员、 省委农民部秘书等工作。一九三一年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9〕秦邦宪同志，别名博古。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 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在此期间，犯过严重的“左” 倾路线错误。抗日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四 月，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0〕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一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 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 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 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 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1〕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和《论 中国革命的前途》。 〔12〕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3〕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一段。 〔14〕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1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16〕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 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 命根据地和红军，（二）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三）武装人民。 〔17〕参看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5〕。 〔18〕引自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1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文。 〔20〕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1〕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2〕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与策略》和《时事问题简评》第 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引自《时事问题简评》。 〔23〕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 〔24〕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 〔25〕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 〔26〕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27〕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 〔28〕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三章。 〔29〕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一文。 〔30〕引自刘少奇同志《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31〕引自刘少奇同志《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2〕引自刘少奇同志《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33〕罗明过去曾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三年时任中央红色根据地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 罗明曾因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 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左”倾分子的打击。“左”倾分子把他的意见错误地、 夸大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在组 织上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3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定的中国 工农红军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现在则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因为这些纪律的内容在各地各军中略有出入曾重 作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 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 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 女；（八）不虐待俘虏。 〔35〕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所引。 〔36〕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 〔37〕引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38〕即本书第一卷所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 〔39〕引自列宁《做什么？》第一章第四节。 〔40〕引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 所作的报告：《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41〕引自本书所载《学习和时局》。 〔42〕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〇五年至一八八一年）为代表的一种革命 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 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43〕引自本书所载《学习和时局》。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